钱学森从1955年冲破重重阻扰返回祖国到逝世的54年中,以其非凡智慧、渊博学问、卓越才能和献身精神,为国为人民不懈地艰苦奋斗,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教育和科技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这里,笔者仅凭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中的感受,追溯钱学森在振兴大学管理教育和开拓宏观科学决策方面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是全国青年学子敬仰的楷模,用时下的话语来说,当时的大学生都是他的“粉丝”。钱学森回国时,正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不久,国家亟需建设人才,为此,大学生的食宿杂费全免,学制缩短,可提前一到两年毕业。青年学子在“为祖国建设而学习”“向科学进军”等口号的鼓舞下,学习热情高涨,勤奋刻苦努力,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献身国家建设。笔者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对于名声如雷贯耳的钱学森回到祖国,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高规格的多次接见感到异常兴奋,庆幸国家获得了人才中的瑰宝,加之钱学森是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的校友,传闻他在美国受到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赞赏等故事,心中充满钦佩。1957年春,钱学森在清华大学礼堂作了一场题为“论技术科学”的报告,报告完毕,笔者和众多青年师生一起站在礼堂前的路旁,夹道欢送,以近距离目睹先生为荣。那时,钱学森已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标杆,西安交通大学彭康校长在1960年就向全校提出奋斗目标:“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

钱学森一生对国家的贡献体现在两弹一星以及国防、教育和科技等许多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集中精力创建系统学学科体系,提出系统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都具有纵向三个层次:一是工程技术层,即系统工程,包括社会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等,直接用来改造世界;二是技术科学层,属于工程技术共同的科学基础,有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三是基础科学,即系统学,是更基础和一般的理论。30多年间,钱学森按照这三个层面的学科和技术,不断组织力量从事理论探索,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尤其是在开拓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过程中,钱学森对复兴大学管理教育和创建宏观科学决策体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钱学森是大学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复兴的旗手

中国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可以溯源到20世纪初,创建人应属当时洋务运动主将盛宣怀。他于1886年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感叹中国“一则无商学也,再者无商律也,无商学则见识不能及远,无商律则办事无依据”,并提出开设商务学堂,讲求理财之道,将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的南洋公学改名为商务学堂。此后,商科教育在一些留学美国和赴欧美考察回归的学者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六年的曹云祥(1913年获哈佛大学MBA学位),曾任南洋公学代校长的张廷金(1914年获哈佛大学电机学硕士),教育家黄炎培等。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已设置多门经济和管理课程,选派的留学生中,学商的约占11%;前身为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成立了铁道管理学院;在黄炎培的推动下,1921年暨南大学和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业大学。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商科教育的高校在校学生达3 000多人;交通大学已形成理、工、管三院鼎立的格局,1947年招收本科生120余名;1948年,全国207所高等院校中,开设工商管理课程的有80所[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经历了大变革,1952年全国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一边倒”地全面学习苏联。结果是撤销了一些大学,新建了不少中央各管理部门直接管辖的大学,如北京西郊的航空、地质、矿业等八大学院,对口培养本部门需要的建设人才。所有大学由高等教育部按文科和工科两类分别管理。大学内部的院系也进行了校际间的大调整,如交通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系调整到复旦大学,电讯系调整到成都电讯学院,土木系调整到武汉测绘学院等。当时,苏联大学没有设置管理专业教育,原因是管理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管理人才不适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中培养。“院系调整”沿袭苏联的做法,撤销了大学的管理院系,在职教师调整到新成立的财经学院,全国原有一定规模的管理教育随之基本消失。“管理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一样,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的标签,受到批判。不过,大学与苏联的学生培养计划一样,还保留了两门属于管理教育的课程:一门是工科大学设立的“生产组织与计划”,另一门是文科院校设立的“工业企业管理”,这两门课主要讲如何提高生产力,涉及企业管理技术层面的内容,可归属工程技术类的课程,得以保留下来[2]。到了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停课闹革命,高考招生中止,原有的两门管理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研室被迫取消,教师全部转行。大学管理教育这种完全消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才被钱学森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