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电影被多次定义。电影评论家邵牧君认为“类型电影作为一种拍片方法，实质上是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1]。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蒲剑认为，类型电影是“那些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设计、空间场景以及电影技巧等方面具有明显相似特征的电影”[2]。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指出，类型电影“在风格、题材和价值观念方面各有一系列特殊的程式，类型片也是一种集中和组织故事素材的适当方式”[3]。美国电影学者理查德·麦特白说类型电影是指“电影彼此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观众认同并期望这组家族特征”[4]。《电影艺术词典》中把类型电影定义为“按照不同类型(或称样式)的规定要求制作出来的影片……由于不同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5]。这些专家学者从拍片方式、表现特征、叙事手法等不同角度界定类型电影，各有独到之处。

20世纪40年代，在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研究的推动下，新兴的系统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普遍性的研究思路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别开生面的路径。对类型电影的研究也可以借鉴系统科学的成果。

一、类型电影传播系统

现代系统科学建立在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美国通信工程师克劳德·艾尔伍德·申农的信息论基础上。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6]，强调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注意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控制论“基于系统中的被控对象存在着可能性空间”[7]6，在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三要素中独重信息传递与信息反馈，以调节、稳定系统沿着某种既定轨道发展，达成控制目的。信息是“数据、密码、情报”“是预测的依据，也是决策的前提”“对于揭示事物的组织机构程度，研究……系统的演化方向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7]45。

电影是20世纪以来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类型电影是一种竭力追求传播效益最大化的电影类型，它以声画视听符号输送某种信息与观念，填充人们的闲暇时光。电影传播系统是由多项要素组成，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多层次结构相互渗流，各部分彼此制衡，多功能交织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其复杂性源于“系统规模的巨大性，多层性，非线性，动态性，开放性，自适应性，非平衡态和时间的不可逆性”[7]143-144。商业化的类型电影的生产、销售是一种经济行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吴金培和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李学伟认为：“经济系统是由无数的独立自主的个体组成的，这里的个体可能是消费者、经销商或者组织成群体的家庭、企业、中介机构或者政府等。不同的个体之间通过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不断进行着动态交互。这种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推进了宏观经济系统运行规则的产生，其中包括经济制度、贸易协议等。这些规则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确定反过来又促进了系统内个体之间的进一步交互(如购买或销售等)。最终的结果是经济系统成为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复杂的动态系统。”[7]167类型电影传播系统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由制片人、演职人员、发行商、放映商、观众、影评人等个体组成，在不同个体的交互行为中产生了制片人制度、明星制度、经纪人制度、发行放映制度等规则，用以规范、制约类型电影的生产与销售，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购买后的体验又会再次作用于系统，推动系统进化。

类型电影以精心设计的编码影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让他们获得身心满足。类型电影的传播活动是无域限、无国界的。下面的图示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电影与传播者、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电影传播系统示意图

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成效和传播环境密切相关。上图内核中的因素影响着外圈的每一个系统要素，是驱使电影传播系统运转的动力，也是使电影传播系统改观的动力。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主流价值、传统文化、社会思潮、媒介环境、趣味爱好、娱乐休闲、沟通交流、艺术审美等是推动类型电影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推动以类型电影为主体的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决定性力量。

“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8]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治、文化运动激增的社会变革时期，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民主运动、性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对种族歧视、“水门事件”、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一片欢声笑语、歌舞升平的歌舞片急剧萎缩，社会政治片再获青睐。电影人通过影片发表观点，传播价值观念，影响公众。《飞越疯人院》(米洛斯·福尔曼，1975)、《总统班底》(爱伦·帕库拉，1976)等片揭露社会不公，抨击体制弊端，督促体制改良，倡导社会进步，赢得了观众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