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大陆，对人民健康、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等造成了巨大破坏，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也不例外。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职业体育系统急需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及早复工复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居家隔离的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本研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结合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对我国职业体育的运营特征及其应对策略展开研究，旨在破解我国职业体育当前发展面临的瓶颈，促进其可持续、有活力地发展。

1 我国职业体育的运营体系

职业体育以高度商业化、市场化的高水平体育赛事运作和推广为核心，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竞技体育表演服务和相关产品[1]。其中职业体育组织和俱乐部作为职业体育系统的供给侧，通过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赛核心主体作用的发挥，生产竞技体育赛事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在此过程中职业俱乐部之间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见，职业体育组织、俱乐部为职业体育赛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而高质量的赛事构成职业体育组织、俱乐部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观众、转播媒体、赞助企业等构成了职业体育系统的需求侧。赞助企业向职业体育组织、俱乐部和转播媒体支付赞助费或广告宣传费，达到宣传自身品牌、吸引观众关注和购买自身产品的目的。因此，赞助企业非常重视职业体育赛事的大众关注度及其作为广告媒介的传播价值。职业体育赛事对赞助企业的宣传推广效果越好，对赞助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两者之间由此形成互惠双赢的关系。而媒体通过为职业体育赛事提供信号转播，来获取赞助企业的广告费、社会关注度、收视费和部分俱乐部支付的宣传费[2]。媒体对转播赛事的选择、转播质量、观众的观赛热情等都影响着赞助企业对职业体育赛事的投资。综上可知，职业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媒体的转播质量与规模、赞助企业的资本投入与观众关注程度密不可分[3]，职业体育、转播媒体、赞助企业和观众等主体围绕赛事表演这一核心平台，组成了各取所需的职业体育系统。其中，企业主体向职业体育系统投入资本，职业体育投入人力资源和竞技表演产品，转播媒体投入信号传播载体，观众投入注意力和购买力。

当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职业体育的一切运营活动均受到所处外围环境(政治、经济、社会、体育等)的制约。换言之，所有主体均在外围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遵循职业体育的运营规律，形成以竞赛表演市场运作为中心的循环系统，展开市场化运作(图1)。相关利益主体在相互联系中建立起一种系统秩序，这是维系职业体育健康运营的关键所在[4]。因此，研究当前我国职业体育的运营，需重视系统内多方主体的利益关系、系统运营与外围环境的协同等问题[5]。忽视系统内外任何环节和主体动机，都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

图1 我国职业体育的运营体系

2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职业体育运营的影响

2020年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迅速蔓延，使得依靠竞赛表演和观众关注生存的职业体育外围环境极大地恶化，造成了众多职业体育赛事被迫中断。而赛事稳定举办是职业体育系统维持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旦该环节出现问题，则往往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危机反应。

2.1 职业俱乐部内部矛盾凸显

“封城隔离、减少人员流动”的防控手段直接中断了职业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的流动，严重影响到俱乐部核心主体正常的训练和竞赛活动，对外援和外籍教练的影响更大，因大量国际航班取消，他们多数被迫滞留国外。即使一些俱乐部组织了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开展小范围的训练，但训练质量难以保障。另外，大部分外援所签署的合同都严格约定了训练和比赛的出勤率等内容，只有参加足够场次的训练和比赛才能拿到合同规定的薪金。而赛事停摆和外援滞留不归，已触动了合同执行的底线，且赛事停摆时间越长，该违约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会引起职业俱乐部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2.2 观众注意力外流，收视份额降低

对于职业体育来说，观众是自身生存的根基。疫情期间，人们的闲暇时间更多，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强烈，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更高。但众多赛事停摆，直接造成广大观众将注意力转向国外，不仅使中国职业体育赛事市场份额流失严重，而且长此以往将动摇赞助资本的信心，让本就在与国外同行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国内职业体育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