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与恐慌的人类黑暗时刻，时时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导国家”的美国，不但没有带领其他国家共同抗疫，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流行，反而不断甩锅推责，从上任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到现任总统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施压世界卫生组织，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造成病毒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自疫情暴发至今，美国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违背科学常识、不顾全球民众生命安危。美国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这一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使其成为美国政客在国内迷惑民众捞取政治资本、在国际上蛊惑人心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

美国施压世卫组织?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

中国作为最早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国家，也是疫情初期受到严重伤害的国家。新冠病毒到底来自哪里，新冠肺炎疫情到底从哪里暴发，需要科学的溯源工作。今年3月，在中国全力支持下，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对大量数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正式发布了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得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的结论，为下一步全球范围内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相关国家出现的早于武汉的确诊病例信息的披露，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得以彰显。

然而，7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向成员国通报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却又将调查方向转回了中国。这份起草过程缺乏透明度的工作计划忽略了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与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要求、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相左。作为领导和协调全球抗疫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要提出一份不符合其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结论和建议的工作计划呢？

在这份工作计划中，我们不难看到从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直到拜登政府时期，在美国政客中盛行的“实验室泄漏论”的影子。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炒作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已经得出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的结论之后，依然咬住不放。拜登在5月26日下令要求美国情报界在90天后就病毒起源准备一份“溯源报告”；今年8月出炉的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报告《COVID-19起源：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也再次罔顾事实，提出了所谓“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谬论。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实验室泄漏论”只不过是美国政客们在国内捞取政治资本的议题。但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还是共和党人的报告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病毒溯源研究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报告却由政客、情报人员主导，基于先入为主的假设和捕风捉影的信息组合而成。这样的报告，不具有任何的可信度，仅仅是对相关信息有目的地排列组合，用作满足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

回顾历史，这也是美国一贯的做法。1993年，美国炮制出“银河号”事件，美方言之凿凿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将其截停于印度洋国际水域长达33天，最终调查确认“银河号”没有运载化学武器原料，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美国编织出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弥天大谎，并以此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这种方式又被用在了新冠病毒的溯源上。世界卫生组织到底受到了何种政治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但需要明确的是，病毒溯源工作是严肃的科学工作，为“实验室泄漏论”张目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在对中国做“有罪推定”，这种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已得出结论，针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我国也提出中国方案。包括以世卫大会决议为指引，以科学家为主体，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科学溯源；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第二阶段不应再重复开展，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路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充分借鉴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工作实践、机制和方法，推动溯源工作有序、顺利开展；专家组应在第一阶段溯源研究专家基础上组建，充分尊重专家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国际声誉和经验等。